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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贴 2008-01-21 20:50:2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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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1-20 星期日(Sunday) 晴
冉按：这是云南董兄所夸奖在下的文章，令我愧不敢当。此前与董兄未有任何交往，也没注意过董兄的劳作实绩，殆因闻问不广所致。后来潜读董兄的博客，始知董兄读书甚夥，见闻深广，在关注社会及写作方面倾注许多心力，令人起敬。
董兄像所有的朋友们一样，关注到了我言说的所谓大胆——其实在我看来不存在大胆不大胆，因为言说自由应该是人天然的权利，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言说自由，但“大胆”一称反而在言说上似乎有僭越之嫌——当在一个社会中，连言说都需要勇气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，我们要改善这个社会，使之我们的言说自由得到有效的保证。我的文章以常理度之，或许可称之为大胆尖锐，乃至激烈锋厉，这点已为不少读者所看到。但只看到这一点，那说明我文章还写得不是很成功。其实我的文章在看似激烈的言辞下面，有几点可能与别人有所不同，我藉此言说出来，让读者诸君评骘。（1）：对专制的批评，对制度的解剖，可能比较尖锐，但以改良为鹄的，我不是个主张暴力革命的人，我对以前的职业革命包括共产党的革命家多不认可；（2）：批评个人一般都有同情之理解，我尽量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言说处境。为什么说学会呢，因为我从小的教育里没有学会去同情、理解、宽容别人，学会的都是斗争与仇恨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。（3）：我没有私敌，只有在平等正义、自由民主上的“公仇”。这“公仇”也不是势不两立，我希望的是戴天析地，即实现大家的多赢，各自主张自己的权利，而谋种一种大家的共识。我不主张你死我活，因为民主自由制度已经解决了你死我活这样的斗争哲学的死结，不存在我要活就不让别人活的这样的“无解题”。（4）：许多人以鲁迅先生目我，我当然知道这是夸奖逾恒，不可当真，我哪里能及迅翁之万一？但我知道这夸奖背后的意思，是我像鲁迅先一样去“战斗”。老实说，我不是很喜欢像迅翁一样“战斗”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批评政权，我也许喜欢像迅翁一样去战斗，但绝不往阶级斗争的方向前进，我止于有理有节之批评。而在批评个人时，我应该尽量同情理解、平和中正，而不是睚眦必报，应该有容忍之雅量。换言之，我这方面的标杆，不是迅翁，是胡适先生。胡适先生得理也饶人的态度，是我“虽不能至，却心向往之”的目标。再直白地说，我的言论有无道理当然是重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对不同言论者的尊重。这也是我对不同意见、批评乃至辱骂的跟帖，我都不删除的一个原因。我对言论自由有最大程度的尊敬，我也相信不讲理的谩骂，无损我丝毫，骂是骂不倒的。谩骂于我无损，套用北岛那句诗，谩骂是谩骂者的墓志铭。
我为什么阐述以以四点呢？那是因为一些朋友们包括董兄可能只看到我猛锐的一面，我想自剖心曲，或者齿及我言说目的与目标之所在。我也许做得不够好，在表面上显得比较激进乃至有人说的偏激——说我偏激者，乃是他们心中有正统思想，同时受“伟光正”他们自我圣化的愚弄所致——其实我文章背后，注重证据，看重说理，喜欢逐一论来，而且从不以绝对正确自居，更欢迎他人的批评。我甚至说，我提供的只是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思考问题的信息，至于该问题，最终你作出什么样的判断，则是读者的权利，非我能替他们作主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我希望我的读者看到我的说真话的一面，但希望看到我的说话背后都有相当之理性支持，绝非一时意气用事。我对现在制度多有批评，对现在政府多有抨击，但我只想实现政府轮流执政，实现真正的民选，让民众对自己的权利负责，而不是搞什么流血革命。换句话说，在政治理念上，我是个比较标准的胡适先生的信徒，而非迅翁那样有些乌托邦的左倾。我再一次说，我对迅翁有相当之尊敬，但在政治理想与自由思想上，迅翁能给我提供的东西不多。
董兄的文章，我在国歌歌词和周云蓬兄的歌词排列上作了一点小调整，余无任何更正，今发上来让关心我的朋友们看看。再次感谢董兄的认可与夸奖，我视此为友谊与动力。2008年1月20日9：08分
董桄福：向一把叫“冉云飞”的青锋剑致敬
很多年前就知道冉云飞了，但是遗憾得很，印象中的这位同年的又是冉，又在云上飞的老兄只是一个单纯的书话作者，像我一样的爱书人。
盖因读到的文字皆与书话有关之故。
《像唐诗一样生活》里面就有这样的介绍：“一个生于寒素之家，起于青苹之末长于草莽之间的蛮子。读杂书，喜美酒，饮佳茗，爱美女，好远行，梦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”
而作为“绿阶读书文丛”之一种的《手抄本的流亡》里面则是这样介绍：冉云飞，生于青萍之末，长于草莽之间，继而沐文明之光，遂由一匪人“进步”为文人。稍后始知文人并不值得夸耀，“文人无行”的断语，实只堪与“商人无德”、“政客无良心”组成人类社会中的“三无产品”，于是最终降为“三无产品”中之一种，大抵与“黑五类”同属被玩耍之列。1965年生于重庆酉阳，土家族，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。
是书通篇谈书说人，虽然不乏剑笔刀墨，还是闲文雅趣大大的浓郁，只在字里行间闻到他所说的“匪气”。直到看见他老兄校点《夜航船》，就更觉得是闲散中人，在代书说话，与书谈话，懒得听官家政客废话的一族中视为同道。
没有想到，一个偶然的机会逛到了他设在天涯的山寨，就借着自以为还了解他的这股亲切劲头听他“匪话连篇”，那一晚只看得我眼冒金星，哈欠连天，直觉得电脑屏幕像一个血染的沙场，手中的鼠标也千斤重，像被万千冤魂拉扯着的石头。
没有想到，真是没有想到，那又云又飞的下面是一颗带血的心，在大地上迈着一种绝对超迈的脚步。
那眼睛里面满是悲苦的人类良知。
在一个绝对钳制话语自由，限制随意言语，动辄牢狱加身的国度，在专制集权到了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地步的黑屋子里，在为苦难者说话，在为失散千年的人权和自由招魂。
这时代也真是怪啊，真正的痞子和盗国劫匪都一律自称“伟光正”，而代表良知的呼喊却只能自嘲为“匪话连篇”。
专制的力量太大，这一场秋千是严重的倾斜了。经常，在阅读那些文字的时候为他捏汗。为他手心冒汗。为他助威发汗。
虽然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；哪里有专制，哪里一定听得到自由的歌，但是，墙内开花……自由民主的歌只能响在墙外了。而专制者建成了坚韧的隔音墙，要让更多沉睡中还被施了媚药因而早已丧失本性的愚民听到，真是谈何容易。似乎，这位云飞兄有超能力，敢于作不平鸣，谱自由韵，一路拳脚，将那些满脸奸笑的家伙刺痛，又将那些几乎丧失格调的人唤醒。
他用所谓匪话讲述灾难史，讲述血泪史，讲述被凌辱和被损害的中国民生。
我明白，在一个黑白混淆，是非颠倒的国度，皇帝实际上没有穿衣裳，而匪话却更像是真理。
最近阅读了他博客上的大部分文章，心中一只鸟的翅膀颤动，原来就是因为太沉重，才一直想要冉冉升起，腾云而飞。
因为，在一个清醒的招魂者和严厉的批判者的内心，飞翔的愿望比世界上一切财富更可贵。
批判是为了更好，是为了一个时代，一个国度的人民真正的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真义：起来！/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/把我们的血肉，/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/中华民族到了/最危险的时候，/每个人被迫着/发出最後的吼声！
难道不是，就是，肯定是：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，强权专制，贪腐横流，恶霸横行；人权无名，自由无声，真理无息。难道不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故此，“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後的吼声：”“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！”
冉云飞也在发出这样的吼声，这是千万社会底层，生存无计的民生的心愿。是多灾多难，改善无门，读不起书，难得吃饭，脚下无路，身上少衣的人民对贪腐专权，散德失道，唯我独尊的黑心一族的吼声。
曾经，在一首盲者的歌面前流泪不止，那个叫做周云蓬的盲人歌手让心战栗：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/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/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/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//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/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/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/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。
听这首歌还不仅仅只是战栗，更多的是惭愧，一个盲人看得如此明白的事情，睁着大眼睛，还安装了两扇玻璃窗的我们却居然视而不见。
现在又听到冉云飞书话以外的“连篇匪话”，更觉得震撼莫名。
最近读到的一篇《真正的自由缘于自我救赎：序五八劫》的文章就是振聋发聩的一篇中国灾难分析报告。将那个特殊年代的统治阶层与民众的关系本质厘清，那不是鱼水关系，也不是主仆关系，更不是亲人朋友关系，在一个父子寻仇，夫妻反目，兄弟敌我的时代，哪里来的鱼水亲情呢？
那只是一种“绑匪和人质”之间的关系。冉云飞写道：
“虽说专制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，但绑匪无疑比人质具有更多的自由，恐惧也相对较少。绑匪集团的势力过于强大，使得所有人质尽量向绑匪献媚，形成人质爱上绑匪的奇特景观，这便是有名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。人质爱上绑匪的几大特征，就是尽量把自己变成摇尾乞怜的奴才，处处替绑匪着想，连绑匪都未曾想到的绝招，连绑匪都没有想到的管理人质的残忍手段。绑匪看其作为人质有发展前途，且像奴才般忠心耿耿，于是封其为奴才总管，其所使用的招数之阴毒更甚于绑匪数倍，正应了奴才做了主人比主人更可怕的道理。由于其中的人质特别起劲地效忠绑匪，得到一点好处，激发那些还没有效忠的人质想尽一切手段去接近绑匪，委身投靠，交心告密，于是争相效仿，因此遍地都是人质给绑匪早请示、晚汇报，唯恐绑匪不知他的卖身投靠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于是偌大的中国，几乎成了生长人质爱上绑匪的丰厚土壤，其丰厚程度，以我对历史与现实的了解，可能堪称世界之最。”
就是专制的本质，绑匪之所以绑架人质，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为了捞好处，得利益，人质只是用来利用的工具。死活与绑匪无关。
但是，在专制集权下，最可怕的却是人质会变成绑匪。有了这样的先例以后，人质唯一的目标就是加入绑匪，以至于整个社会最终丧失了良民的生存空间。
真真假假，难以分辨。
曾经，冉云飞写《手抄本的流亡》，现在却感到，不是简单的手抄本的问题，乃是邪恶的鲸吞蚕食，良知已经流亡无地。
冉云飞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，那些更大的声音又被厚实的隔音壁阻挡着，读来痛感哀怜。
但是，即便很少的人，只要是有声音，应该就还有种子。
理论上说，一粒种子经过多次播种培植，可以将大地覆盖。
理论上说，一粒种子也可以养活人类。
理论上说，一个声音可以将所有人唤醒。
我坚持相信这种理论。
因为看到冉云飞的飞天的梦正被更多人在自己的留言，自己的博客，自己的行动中描绘。
在远古的年代，人类就知道自由多么的重要，最早的诗人在《击壤歌》中吟唱说：
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！”
但是，随着诗歌的衰落，“帝力”却强大了，企图控制我们生而为人的一切，怎么办呢？
认真读读冉云飞的“匪话”，也许会知道该怎样改变自己，逐渐改变民生的命运。
最重要的，要时时唱响那首国歌，那首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：中华民族到了/最危险的时候，/ 每个人被迫着/发出最後的吼声！
不会否认我们是其中的“每个人”之一吧，也必须发出自己的吼声。
直到天蓝海蔚，自由的鸟引导人民，自由的歌冲破藩篱。
直到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都像一道彩虹，可以让世界看见。
冉云飞，一个反思的学者，一个良知的守卫者，一个罪恶的控诉者，一个灾难的记录者，一个人类尊严道路上的跋涉者和宣传者……
那些书卷不过是衣服，流动在里面的是血液。
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还需要应用致敬一词表达内心的感怀，对象不可能是高官，不可能是贪腐权贵，恰恰可以将这个词献给那些默默无声的冒着风险，在为民生尊严战斗的人。
冉云飞是为民生尊严和自由而拼杀在战场上的其中一把青锋剑。
向这样一把叫做“冉云飞”的青锋剑致敬！
2008年1月9日 2：09星期三
董兄像所有的朋友们一样，关注到了我言说的所谓大胆——其实在我看来不存在大胆不大胆，因为言说自由应该是人天然的权利，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言说自由，但“大胆”一称反而在言说上似乎有僭越之嫌——当在一个社会中，连言说都需要勇气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，我们要改善这个社会，使之我们的言说自由得到有效的保证。我的文章以常理度之，或许可称之为大胆尖锐，乃至激烈锋厉，这点已为不少读者所看到。但只看到这一点，那说明我文章还写得不是很成功。其实我的文章在看似激烈的言辞下面，有几点可能与别人有所不同，我藉此言说出来，让读者诸君评骘。（1）：对专制的批评，对制度的解剖，可能比较尖锐，但以改良为鹄的，我不是个主张暴力革命的人，我对以前的职业革命包括共产党的革命家多不认可；（2）：批评个人一般都有同情之理解，我尽量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言说处境。为什么说学会呢，因为我从小的教育里没有学会去同情、理解、宽容别人，学会的都是斗争与仇恨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。（3）：我没有私敌，只有在平等正义、自由民主上的“公仇”。这“公仇”也不是势不两立，我希望的是戴天析地，即实现大家的多赢，各自主张自己的权利，而谋种一种大家的共识。我不主张你死我活，因为民主自由制度已经解决了你死我活这样的斗争哲学的死结，不存在我要活就不让别人活的这样的“无解题”。（4）：许多人以鲁迅先生目我，我当然知道这是夸奖逾恒，不可当真，我哪里能及迅翁之万一？但我知道这夸奖背后的意思，是我像鲁迅先一样去“战斗”。老实说，我不是很喜欢像迅翁一样“战斗”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批评政权，我也许喜欢像迅翁一样去战斗，但绝不往阶级斗争的方向前进，我止于有理有节之批评。而在批评个人时，我应该尽量同情理解、平和中正，而不是睚眦必报，应该有容忍之雅量。换言之，我这方面的标杆，不是迅翁，是胡适先生。胡适先生得理也饶人的态度，是我“虽不能至，却心向往之”的目标。再直白地说，我的言论有无道理当然是重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对不同言论者的尊重。这也是我对不同意见、批评乃至辱骂的跟帖，我都不删除的一个原因。我对言论自由有最大程度的尊敬，我也相信不讲理的谩骂，无损我丝毫，骂是骂不倒的。谩骂于我无损，套用北岛那句诗，谩骂是谩骂者的墓志铭。
我为什么阐述以以四点呢？那是因为一些朋友们包括董兄可能只看到我猛锐的一面，我想自剖心曲，或者齿及我言说目的与目标之所在。我也许做得不够好，在表面上显得比较激进乃至有人说的偏激——说我偏激者，乃是他们心中有正统思想，同时受“伟光正”他们自我圣化的愚弄所致——其实我文章背后，注重证据，看重说理，喜欢逐一论来，而且从不以绝对正确自居，更欢迎他人的批评。我甚至说，我提供的只是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思考问题的信息，至于该问题，最终你作出什么样的判断，则是读者的权利，非我能替他们作主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我希望我的读者看到我的说真话的一面，但希望看到我的说话背后都有相当之理性支持，绝非一时意气用事。我对现在制度多有批评，对现在政府多有抨击，但我只想实现政府轮流执政，实现真正的民选，让民众对自己的权利负责，而不是搞什么流血革命。换句话说，在政治理念上，我是个比较标准的胡适先生的信徒，而非迅翁那样有些乌托邦的左倾。我再一次说，我对迅翁有相当之尊敬，但在政治理想与自由思想上，迅翁能给我提供的东西不多。
董兄的文章，我在国歌歌词和周云蓬兄的歌词排列上作了一点小调整，余无任何更正，今发上来让关心我的朋友们看看。再次感谢董兄的认可与夸奖，我视此为友谊与动力。2008年1月20日9：08分
董桄福：向一把叫“冉云飞”的青锋剑致敬
很多年前就知道冉云飞了，但是遗憾得很，印象中的这位同年的又是冉，又在云上飞的老兄只是一个单纯的书话作者，像我一样的爱书人。
盖因读到的文字皆与书话有关之故。
《像唐诗一样生活》里面就有这样的介绍：“一个生于寒素之家，起于青苹之末长于草莽之间的蛮子。读杂书，喜美酒，饮佳茗，爱美女，好远行，梦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”
而作为“绿阶读书文丛”之一种的《手抄本的流亡》里面则是这样介绍：冉云飞，生于青萍之末，长于草莽之间，继而沐文明之光，遂由一匪人“进步”为文人。稍后始知文人并不值得夸耀，“文人无行”的断语，实只堪与“商人无德”、“政客无良心”组成人类社会中的“三无产品”，于是最终降为“三无产品”中之一种，大抵与“黑五类”同属被玩耍之列。1965年生于重庆酉阳，土家族，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。
是书通篇谈书说人，虽然不乏剑笔刀墨，还是闲文雅趣大大的浓郁，只在字里行间闻到他所说的“匪气”。直到看见他老兄校点《夜航船》，就更觉得是闲散中人，在代书说话，与书谈话，懒得听官家政客废话的一族中视为同道。
没有想到，一个偶然的机会逛到了他设在天涯的山寨，就借着自以为还了解他的这股亲切劲头听他“匪话连篇”，那一晚只看得我眼冒金星，哈欠连天，直觉得电脑屏幕像一个血染的沙场，手中的鼠标也千斤重，像被万千冤魂拉扯着的石头。
没有想到，真是没有想到，那又云又飞的下面是一颗带血的心，在大地上迈着一种绝对超迈的脚步。
那眼睛里面满是悲苦的人类良知。
在一个绝对钳制话语自由，限制随意言语，动辄牢狱加身的国度，在专制集权到了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地步的黑屋子里，在为苦难者说话，在为失散千年的人权和自由招魂。
这时代也真是怪啊，真正的痞子和盗国劫匪都一律自称“伟光正”，而代表良知的呼喊却只能自嘲为“匪话连篇”。
专制的力量太大，这一场秋千是严重的倾斜了。经常，在阅读那些文字的时候为他捏汗。为他手心冒汗。为他助威发汗。
虽然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；哪里有专制，哪里一定听得到自由的歌，但是，墙内开花……自由民主的歌只能响在墙外了。而专制者建成了坚韧的隔音墙，要让更多沉睡中还被施了媚药因而早已丧失本性的愚民听到，真是谈何容易。似乎，这位云飞兄有超能力，敢于作不平鸣，谱自由韵，一路拳脚，将那些满脸奸笑的家伙刺痛，又将那些几乎丧失格调的人唤醒。
他用所谓匪话讲述灾难史，讲述血泪史，讲述被凌辱和被损害的中国民生。
我明白，在一个黑白混淆，是非颠倒的国度，皇帝实际上没有穿衣裳，而匪话却更像是真理。
最近阅读了他博客上的大部分文章，心中一只鸟的翅膀颤动，原来就是因为太沉重，才一直想要冉冉升起，腾云而飞。
因为，在一个清醒的招魂者和严厉的批判者的内心，飞翔的愿望比世界上一切财富更可贵。
批判是为了更好，是为了一个时代，一个国度的人民真正的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真义：起来！/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/把我们的血肉，/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/中华民族到了/最危险的时候，/每个人被迫着/发出最後的吼声！
难道不是，就是，肯定是：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，强权专制，贪腐横流，恶霸横行；人权无名，自由无声，真理无息。难道不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故此，“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後的吼声：”“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！”
冉云飞也在发出这样的吼声，这是千万社会底层，生存无计的民生的心愿。是多灾多难，改善无门，读不起书，难得吃饭，脚下无路，身上少衣的人民对贪腐专权，散德失道，唯我独尊的黑心一族的吼声。
曾经，在一首盲者的歌面前流泪不止，那个叫做周云蓬的盲人歌手让心战栗：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/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/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/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//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/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/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/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。
听这首歌还不仅仅只是战栗，更多的是惭愧，一个盲人看得如此明白的事情，睁着大眼睛，还安装了两扇玻璃窗的我们却居然视而不见。
现在又听到冉云飞书话以外的“连篇匪话”，更觉得震撼莫名。
最近读到的一篇《真正的自由缘于自我救赎：序五八劫》的文章就是振聋发聩的一篇中国灾难分析报告。将那个特殊年代的统治阶层与民众的关系本质厘清，那不是鱼水关系，也不是主仆关系，更不是亲人朋友关系，在一个父子寻仇，夫妻反目，兄弟敌我的时代，哪里来的鱼水亲情呢？
那只是一种“绑匪和人质”之间的关系。冉云飞写道：
“虽说专制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，但绑匪无疑比人质具有更多的自由，恐惧也相对较少。绑匪集团的势力过于强大，使得所有人质尽量向绑匪献媚，形成人质爱上绑匪的奇特景观，这便是有名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。人质爱上绑匪的几大特征，就是尽量把自己变成摇尾乞怜的奴才，处处替绑匪着想，连绑匪都未曾想到的绝招，连绑匪都没有想到的管理人质的残忍手段。绑匪看其作为人质有发展前途，且像奴才般忠心耿耿，于是封其为奴才总管，其所使用的招数之阴毒更甚于绑匪数倍，正应了奴才做了主人比主人更可怕的道理。由于其中的人质特别起劲地效忠绑匪，得到一点好处，激发那些还没有效忠的人质想尽一切手段去接近绑匪，委身投靠，交心告密，于是争相效仿，因此遍地都是人质给绑匪早请示、晚汇报，唯恐绑匪不知他的卖身投靠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于是偌大的中国，几乎成了生长人质爱上绑匪的丰厚土壤，其丰厚程度，以我对历史与现实的了解，可能堪称世界之最。”
就是专制的本质，绑匪之所以绑架人质，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为了捞好处，得利益，人质只是用来利用的工具。死活与绑匪无关。
但是，在专制集权下，最可怕的却是人质会变成绑匪。有了这样的先例以后，人质唯一的目标就是加入绑匪，以至于整个社会最终丧失了良民的生存空间。
真真假假，难以分辨。
曾经，冉云飞写《手抄本的流亡》，现在却感到，不是简单的手抄本的问题，乃是邪恶的鲸吞蚕食，良知已经流亡无地。
冉云飞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，那些更大的声音又被厚实的隔音壁阻挡着，读来痛感哀怜。
但是，即便很少的人，只要是有声音，应该就还有种子。
理论上说，一粒种子经过多次播种培植，可以将大地覆盖。
理论上说，一粒种子也可以养活人类。
理论上说，一个声音可以将所有人唤醒。
我坚持相信这种理论。
因为看到冉云飞的飞天的梦正被更多人在自己的留言，自己的博客，自己的行动中描绘。
在远古的年代，人类就知道自由多么的重要，最早的诗人在《击壤歌》中吟唱说：
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！”
但是，随着诗歌的衰落，“帝力”却强大了，企图控制我们生而为人的一切，怎么办呢？
认真读读冉云飞的“匪话”，也许会知道该怎样改变自己，逐渐改变民生的命运。
最重要的，要时时唱响那首国歌，那首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：中华民族到了/最危险的时候，/ 每个人被迫着/发出最後的吼声！
不会否认我们是其中的“每个人”之一吧，也必须发出自己的吼声。
直到天蓝海蔚，自由的鸟引导人民，自由的歌冲破藩篱。
直到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都像一道彩虹，可以让世界看见。
冉云飞，一个反思的学者，一个良知的守卫者，一个罪恶的控诉者，一个灾难的记录者，一个人类尊严道路上的跋涉者和宣传者……
那些书卷不过是衣服，流动在里面的是血液。
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还需要应用致敬一词表达内心的感怀，对象不可能是高官，不可能是贪腐权贵，恰恰可以将这个词献给那些默默无声的冒着风险，在为民生尊严战斗的人。
冉云飞是为民生尊严和自由而拼杀在战场上的其中一把青锋剑。
向这样一把叫做“冉云飞”的青锋剑致敬！
2008年1月9日 2：09星期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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